◇◇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org)(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 　　骨子里的贪婪：从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看中国的基础科研 　　最近，两位华人学者获得菲尔兹奖，再次引发了华人世界对基础科研的关注。 与此同时，一个老问题也再次浮现：为什么中国大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科研投 入和科研队伍，却始终难以培养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性科学家？ 　　对此，人们往往将原因归结于教育模式、科研文化或人才培养机制。然而， 在笔者看来，更深层的症结在于科研资源的配置方式。作为中国基础科研资源配 置的核心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不仅承担着经费分配的职责，也深刻影 响着科研评价体系和科研人员的行为方式。而围绕基金评审所形成的利益结构， 恰恰折射出中国基础科研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困境——一种渗透于整个体系、深入 骨髓的贪婪。 　　一、官僚的贪婪 　　官僚掌握着科研资源的配置权，因此也处于整个利益链条的起点。基金委每 年负责分配巨额基础科研经费，其评审结果不仅决定着项目能否立项，更直接影 响科研人员的发展机会和学术命运。如此集中的权力，一旦缺乏有效约束，利益 寻租便几乎成为一种制度风险。 　　今年上半年，国家巡视组对基金委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巡视。从公开披露的信 息来看，巡视发现的问题相当突出，部分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利 益。 　　以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处长马劲为例。根据公开信息，其长期负责无机非金属 材料、高分子材料、低维/纳米材料以及新概念材料等领域的项目管理。据公开 报道，其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被纪检监察机关留置调查。随着案件不断发酵， 外界普遍认为，这很可能只是更大腐败案件的开端。今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杰青 项目评审结束后，又传出其关联账户收到数百万元资金的消息。作为基金委成立 以来首位被纪检监察机关带走调查的领导干部，此案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 　　事实上，对科研资源的觊觎并非始于今日。早些年，杰青、优青以及重大、 重点项目的评审中，领导甚至可以直接向申请人透露评审专家名单。近年来，虽 然评审程序不断规范，外部监督也日趋严格，但领导掌握的实际影响力并未减弱， 反而变得更加隐蔽，也更加难以监督。 　　决定一个项目最终能否通过评审，关键并不仅仅在于项目本身，更在于由哪 些专家参与评审；而评审专家的遴选权，恰恰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权力集中的 地方，利益中介便会随之而来。在基金委领导周围，各类掮客、白手套长期活跃， 他们游走于科研人员与权力之间，以各种形式搭建利益交换的渠道。当评审权成 为可以运作的资源时，基础科研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蚀。 　　二、院士的贪婪 　　如果说官僚掌握的是行政权力，那么院士掌握的则是学术权威。两种权力长 期交织，共同塑造了基金评审的利益格局。 　　在举国体制下的科研体系中，院士始终处于学术权力的顶点。直到几年前， 院士的地位几乎不可撼动，甚至一度流传着“院士犯罪，减三等”的说法。无论 这一说法是否属实，都足以反映院士群体长期享有的特殊地位。 　　基金委本质上是一套由院士群体与行政官僚共同主导的运行体系。双方通过 长期的利益交换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旋转门”。行 政体系的重要岗位需要得到院士群体的认可，而院士则借助行政体系，将自身影 响力制度化、常态化。久而久之，双方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正因如此，院士群体对于基金委的影响极为深远。在一些人眼中，基金委更 像是一个进行利益再分配的平台。借助评审机制，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关联人员、 学生、秘书，甚至情妇、小三，通过层层包装，推上国家级人才的位置，使公共 科研资源逐渐异化为私人资源。 　　不过，这种局面近年来开始受到冲击。 　　一方面，国家层面开始意识到院士群体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问题。自2023 年院士增选工作起，院士在评审中的投票权开始被逐步削弱；自2025年以来，针 对院士群体的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大，多名院士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查处，数 十人被撤销院士称号。随着所谓的“免死金牌”逐渐失效，院士群体的影响力也 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院士群体自身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部分院士凭借绝 对权威，习惯于对评审专家发号施令，认为一句话便足以决定项目去留，因此并 不需要进行利益交换。如今，随着评审专家的话语权有所增强，利益格局也更加 复杂，仅凭院士个人影响力左右评审结果的时代已经过去。 　　近两年来，院士扶持的子弟和关联人员在人才项目竞争中的优势明显减弱。 随着既有利益不断被重新分配，部分院士群体开始重新高举“公平、公正”的旗 帜，希望重塑评审秩序。然而，这种诉求更多源于利益格局的变化，而非价值观 的转变。其本质，与东汉末年宦官、外戚围绕权力反复博弈、交替专权，并无根 本区别。 　　三、评委的贪婪 　　如果说官僚掌握着评审规则，院士影响着利益格局，那么评审专家则处于整 个利益分配链条的末端。 　　与官僚和院士不同，大多数评审专家并不长期掌握权力，而是在特定项目评 审期间获得一次性的资源配置权。因此，在一些人看来，这种权力具有明显的时 效性——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正因如此，一些评委将评审资格视为可以兑现的 利益，并利用评审机会谋取私利。 　　随着利益格局不断变化，院士的影响力也在减弱。过去，院士的一句话往往 足以左右评审结果；如今，仅靠打招呼已经越来越难奏效。对于评委而言，来自 院士的人情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利益，因此阳奉阴违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 　　与此同时，项目申请人之间的竞争也进一步扭曲了评审生态。对于不少申请 者而言，仅仅争取支持自己的项目已经不足以确保成功，更重要的是阻止竞争对 手获得支持。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对评委的利益输送逐渐演变为一种心照不宣 的潜规则，并不断推高所谓的“评审价格”。 　　据业内长期流传的说法，医学部较早便出现以金条疏通评审关系的现象；随 后，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逐渐形成更为成熟的利益交易模式，几年前甚至流传着 “杰青二十万元一票”的说法。近年来，随着信息领域持续升温，信息科学部也 迅速成为利益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据称其杰青评审的“市场行情”已接近工 程与材料科学部数年前的水平。 　　当利益交换逐渐取代学术判断，评审制度本身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评委不 再是学术共同体的守门人，而成为利益网络中的一环；评审也不再是对科学价值 的判断，而逐渐演变为资源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归根到底，这种贪婪并不仅仅存在于基金委内部，而是已经渗透到整个学术 共同体。从项目申请、同行评议到人才评价，各个环节都受到利益逻辑的侵蚀。 学术造假、论文撤稿、成果包装等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国家级人才也因科研诚信 问题受到处理。当科研评价越来越围绕利益而非学术本身运转时，真正具有原创 性的基础研究自然难以产生，更遑论孕育能够引领世界科学发展的顶尖学者。 　　四、制度的贪婪 　　如果说官僚、院士和评委分别代表了评审体系中的不同角色，那么他们身上 表现出的贪婪，其实只是同一套制度逻辑的不同体现。 　　任何制度都会塑造参与者的行为。一个以学术贡献为导向的制度，会鼓励科 研人员追求原创；一个以权力和资源分配为核心的制度，则会不断诱导参与者围 绕权力展开竞争。在基金委的评审体系中，决定项目成败的，很多时候并不是科 学问题本身，而是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谁能够调动更多资源、谁能够进入正确 的人际网络。 　　于是，官僚追逐的是审批权，院士追逐的是学术影响力，评委追逐的是评审 权，而申请人追逐的，则是能够影响评审结果的各种关系。整个体系中的每一个 角色，都在利用自己掌握的那部分权力实现利益最大化。权力成为资源，资源又 成为交易对象，学术反而退居其次。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制度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能力。反腐可以查处个别人， 也可以清理一批腐败分子，但只要资源配置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新进入体系 的人很快便会接替原有的位置，重复同样的利益逻辑。今天查的是官员，明天可 能是院士；今天限制的是院士，明天可能轮到评委。角色不断更替，但游戏规则 并没有改变。 　　因此，中国基础科研真正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谁更加贪婪，而是制度本 身不断激励贪婪、放大贪婪，并使贪婪逐渐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当科研评价围 绕资源、帽子、关系和行政权力展开时，科研人员首先考虑的便不再是科学问题 本身，而是如何赢得下一轮竞争。 　　菲尔兹奖获得者成长于能够长期探索、尊重学术独立、容忍失败的科研生态。 他们不需要不断申请项目，不需要围绕各种人才计划奔走，也不需要在复杂的人 际网络中证明自己。而一个以权力配置资源、以资源塑造学术、再以学术巩固权 力的评价体系，即使拥有更多的经费、更多的论文和更多的人才计划，也很难孕 育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科学突破。 　　归根到底，基础科研需要的不是更加复杂的评审制度，而是更少受到权力支 配的科研环境；真正需要改革的，也不仅仅是基金委，而是整个科研评价体系。 (XYS20260807) ◇◇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org)(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