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org)(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 　　我的沉浮荣辱——文革坐牢记 　　作者：杨宪益 　　01 山雨欲来 　　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听说我曾在牛 津大学攻读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并翻译过一些希腊、拉丁古典著作，希望我能把 “荷马史诗”翻译出来。考虑到这项工作需要花费时间，他们便请求外文出版社 把我借调给他们一段时间，以便我能全力以赴完成“荷马史诗”的翻译。与此同 时，他们准备聘请我担任该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这样一来，外文出 版社就无法拒绝他们的请求了。 　　我花了一年时间译成了《奥德修纪》，但外文出版社要我回来把一部中国古 典小说翻译成英文。这一回他们决定让我翻译的是在中国尽人皆知的清代长篇小 说《红楼梦》。我就开始了这项翻译工作。到1964年，我已完成约一百回的草稿， 但上面又让我停下来。1972年我出狱以后才重新翻译下去，终于在1974年译成全 书。在我于1960年翻译“荷马史诗”时，我还把法国古典史诗《罗兰之歌》也翻 译成中文，二十多年前，我在牛津修习中世纪法文时，就已经非常欣赏这部作品 了。 　　然而1961年早春，我写了几首诗，为反对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新路线辩护，并 且批评中共的路线以及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的支持。这几首诗给我带 来新的麻烦。那时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经开过，赫鲁晓夫在会上谴责 了斯大林的罪恶，提出了一条苏共新路线。中共认为赫鲁晓夫是个修正主义者， 当时两党正在公开分裂。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刚和那几个神秘的同志闹翻，情绪 非常不好。 　　一天晚上，我一挥而就写出几首诗来，第二天早晨我上办公室去，誊写了一 份，留在办公桌上。我这样做确实有点儿成心，我就是要让我的同事们看看—— 作为一种抗议。我的几位年轻同事看了，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些诗让中 国文学社的党支部书记看见了。这位女书记一向对我很好，可是我的诗使她非常 震惊，她当下就让一位编辑抄录一份。当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后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几首诗被抄成大字报张贴出去，成为一桩严重 事件。 　　1961年，尽管我在外文局没有受到批判，但我能感觉得到我已成为一名“怀 疑对象”。约略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第三次全国大会，我是常务委员会 委员之一，当然受到了邀请。可是，正当大会即将举行之时，上面通知我交回入 场券，说这次大会我不必参加。他们根本不解释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大会。这一事 件使我心情极为沮丧，我知道自己确实受到了怀疑。可是随后几年什么事也没有 发生，我几乎忘却自己已陷入了麻烦。接着，“文化大革命”就来到了。 　　02 入狱 　　196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乃迭和我双双被捕，从此监狱就成了我们的家。我 俩足足被囚禁四年之久，直到1972年五一劳动节才出狱。 　　从1968年年初开始，许多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以外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入狱。 这一切的起因是江青在年初时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必须警惕外国间谍。她说， 有些外国间谍已经来中国多年，甚至解放前就来了，他们伪装成我们的朋友，还 以专家身份为我们工作。她发表这次讲话后，许多外国专家就被抓起来了。在我 们外文局，有一天晚上，美籍犹太人以斯雷尔·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 入狱，比我俩被捕的日子早了不到一个月。 　　我们被捕的那天晚上，我和乃迭坐在家里情绪低沉地喝一瓶白酒。我俩喝掉 了瓶中的三分之二。这时，我听见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我打开房门，看见门外站 着我们局的一名年轻的人事干部，他只说是想和我到外面去谈一谈。我就跟他走 了出去，脚上还穿着拖鞋呢，因为我以为只是跟他在另一个房间里谈几分钟话就 会回来的。我们走上楼去，来到办公室前。我一进屋，一名穿军装的男子就走上 前来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杨宪益。” 　　“你是什么地方人？” 　　“祖籍安徽省，但我是在天津出生的。” 　　“你多大啦？” 　　“四十八岁。” 　　说到这里，他突然翻了脸。他吼叫道： 　　“遵照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你被捕了。” 　　于是他们就把我带下楼去。我双手戴着铐。一出外文局，我就被塞进一辆军 用吉普车，两名士兵在我左右两边夹着我。他们按低我的脑袋，一直贴到双膝， 这样我就看不见车往哪儿开了。 　　汽车折向西南，到了一座我从未去过的监狱。他们把我带进办公室时就去掉 了我的手铐，坐在办公桌前的那名当官的什么问题都没问，他只是递给我一张表 格要我填上：姓名、住址、性别、年龄，如此等等。接着就叫我解下裤带、鞋带 以及其他一切能用来上吊的绳索之类的东西。我还必须掏出口袋里装着的全部物 品，把它们放在桌子上，尤其是那些有刃口的东西，如削笔刀之类。他们把我的 这些零星物品装进一只大纸袋里加以保管。 　　然后他们就把我领进牢房。牢房在一座单独的楼里。每间牢房都从外面锁上。 房内除两张长长的木床外，别无他物。犯人不是顺着床直睡的，而是像沙丁鱼似 的一个一个横着塞在一起的。一张床可以塞十个犯人。我进去时，两张床几乎已 塞满了。总数大约二十人（第二天早晨我发现实际人数，不算我，是二十一个）。 尽管如此，他们仍命令一张床上的犯人为我腾出个地方来。我问守卫卫生间在哪 里，他们指了指放在两张床之间的一只铁皮桶，我赶快过去解决了问题。我挤进 两名犯人中间后就脱下夹克衫和裤子，躺下睡觉。天花板上有一盏整夜不熄的电 灯，高得够都够不着。牢房门上装着一个小小的监视孔，守卫随时可以从外边监 视我们的行动。 　　就这样，我开始了做犯人的新生活。每天早晨，犯人们7时起床，起床后要 整理床铺和用品。大约过一个小时，在守卫监视下，大家到厕所去解手。每人最 多用十分钟时间，不能再多了。有些犯人长期便秘，上厕所时真是苦不堪言。接 下来是一刻钟的洗漱时间。每天上午10时左右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下午5时 左右吃——每天只吃两顿饭。晚餐很简单：两个大窝头，一碗蔬菜汤，做汤的蔬 菜有时是卷心菜，有时是萝卜或扁豆，这要看哪种菜在那个季节最便宜。在国家 规定的假日，汤里还会加上一两片猪肉。我觉得食物的量足够了，因为我们又不 做什么体育锻炼，可是有些年轻的犯人总是觉得饿。所以我常吃一个半窝头，省 下半个窝头给其他犯人吃。 　　一天里有两段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和读党报《人民日报》，一次在上午，另一 次在下午2时，午睡以后。每天晚上8点或9点钟我们上床睡觉。政治学习时，我 们读毛主席的几篇文章：《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论人 民民主专政》。我在坐牢期间被选为学习小组长，因此上述几篇文章我几乎都能 背诵。我们的学习就是背诵这些文章，不进行讨论，更没有争论。你怎么能与这 些神圣的箴言争辩呢？ 　　我们从来不准走出牢房，但每隔两星期，卫兵会领我们到监狱的院子里放风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这要看守卫是否记准日子而定。放风时，他们把我们 领到一块周围都是墙体但没有顶子的空地上，让我们来回走步，或是转圈儿，时 间大约一刻钟。放风完毕，他们又把我们领回牢房，把门锁上。整整一年里，每 天的日程都是这样。 　　我第一次受审是在入狱后的一周。一天，已经到了后半夜，看守把我叫起来。 他们带我穿过院子，来到一间办公室。他们让我坐在一条板凳上，对面平台上坐 着两名官员。其中的一个说： 　　“喂，杨先生，你还是把你所犯的罪行统统说清楚的好。我们对你的案情一 清二楚，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已经彻底核实、反复核实了。任何一点都不要否认。 你知道我们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说，只要我知道的，一切我都愿意说。不过，我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有这么一个案子，那名罪犯犯的是反对国家的严重罪行。他的案情比你的 更重，就因为他坦白交代了，结果是允许他回原单位继续工作。相反，有的人不 肯认罪，结果我们把他送去公审并执行死刑。何去何从，你最好能仔细考虑。几 天以后要开公审大会。如果你不坦白交代，你就要被送去公审并执行死刑。我们 给你一天的考虑时间。” 　　他们又把我送回牢房。在此以后，还对我审讯了几次，并命令我写坦白交代 的材料。每一次审讯时，他们的态度愈来愈严厉，说我不肯交代我真正的罪行。 我在绝望中将解放前、解放后我所认识的所有亲戚、朋友的名字统统写出来，并 一一说明我和这些人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对哪些人感兴趣，因此不厌其烦 地列出了一百个中国人和五十个外国人的名字。他们终于问到我和英国驻华使馆 人员尤其是与前驻华使馆武官伊文斯的关系。此时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怀疑我是 在伊文斯手下工作的一名间谍。于是我更进一步向他们详细说明了伊文斯的情况， 以及我们如何和他一起到杭州、宜兴、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去旅行的情况。就 这样，对我的审讯结束了。后来他们再也不来打搅我，我更觉得轻松了。 　　多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听说以前曾经给伊文斯开过他那辆大 众牌汽车，又跟了他好多天的一位姓熊的年轻司机，在“文革”中也被指控为伊 文斯手下的间谍而遭到逮捕。那位关在内地某处监狱中的年轻人认了罪，他还说 乃迭和我很多时间都和伊文斯在一起，所以我俩肯定也是间谍。 　　03 出狱回家 　　很快就到了1972年春天。我得到通知，立即收拾个人物品跟他们走。我走进 一间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的官员通知我：我的“拘留”期结束了。四年前我入 狱时，他们宣布我已被逮捕，还给我戴上手铐。现在，他们显然改变了主意，把 逮捕改称为“拘留”！ 　　我获释出狱后立即乘坐党支部书记（继那位女书记之后的一位）的小汽车回 家。 　　他打开我家那贴着两张白纸封条的房门。四年来那里一直封着，里面什么东 西也没有拿走。所不同的是，他们把我的全部家具、书籍都堆放在一个房间里， 所以那里乱得一团糟。我在监狱里接不到家属送来的替换衣服已经有两年了，我 衣衫褴褛，就像个稻草人一样。我留在家里的大部分衣裳都被蛀虫和老鼠们咬掉 了半拉。最后我找出一件勉强可穿的夹克衫，就把它换上。 　　我被捕那晚上喝剩的三分之一瓶白酒还在壁炉台上。附近仍放着那个死人的 头盖骨，头顶上面有一个洞，我种在里边的仙人掌已经枯死了。我记得，入狱之 前，我在出版局院子里捡到了这副头盖骨，为了取乐，我在里面种上几株小小的 仙人掌。仙人掌长得有一英尺多高，由于缺水，早就枯死了。它一定为企图获得 阳光和水挣扎了很长时间。它虽然仍挺得笔直，但我用手指只轻轻一碰，它立即 化为粉末。 　　我是1972年五一劳动节前一天获释的，所以说，我坐了整整四年的牢。大约 五天以后，乃迭也出狱了。领导派一些年轻同事来帮我把家具挪一下，又扔掉了 很多乱七八糟的垃圾。经过清理，我家变得勉强可以住人了。但是，乃迭回来后， 仍觉得家里太脏，我们还得继续打扫一周左右才行。我们的三个孩子都去了外地， 单位里建议把我们的小女儿杨炽调回北京帮助我们料理日常家务。当时杨炽在东 北当农民。她很顺利地调回了北京，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这时我们听说我们的儿子杨烨在湖北省的那家工厂过得不很好。事实上，由 于父母出了事，他在政治上就得不到同事们的信任，致使他患了轻度的精神病。 于是我们请求组织帮助，将他调到北京钢厂来了。 　　接着，我们的大女儿杨熒也调回北京，在北京汽车厂工作。她在大学里修的 是机械工程，所以她的调动应该说顺理成章。我们历时约一年，把三个孩子都调 回了北京。我们的小女儿杨炽决定进北京大学学习。“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她 刚刚中学毕业就和所有亲人都离散了。她曾经想学考古学，但后来学的是世界史 专业。 　　接着，我们发现大儿子的精神病日益严重了。他总是产生幻觉，认为自己是 个英国男孩，因此常闯进英国大使馆，惹了不少麻烦。我们想把他送进精神病医 院治疗，但医院方说，由于他的母亲乃迭是英国人，他们实在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们终于决定把他送往英国去治病。他先是在一位英国朋友菲列克斯·格林家住 了一阵，后来又搬到乃迭的姐姐希尔达家去住。不幸的是，圣诞节期间，希尔达 出去走亲戚时，他买了些汽油来自焚，结果葬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这是他去英国 两年后发生的事。我们还以为他正在渐渐康复呢。我们儿子的死是我们两人遭受 的最悲惨的损失，尤其对于乃迭更是如此，在这以后，她的身体很快就垮下来了。 　　04 恢复工作 　　恢复工作意味着把入狱前进行的项目做完。从1972年我俩获释到1976年“文 化大革命”结束，我俩从事的唯一认真的翻译工作就是把长篇小说《红楼梦》译 完。这部作品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因此这项译事给我们带来很多荣誉，甚至是溢 美之誉。 　　除了这项翻译之外，几种我们的早期译作也在这一时期出版了，其中包括我 从中世纪法文译出的《罗兰之歌》和从拉丁文译出的普劳图斯的《凶宅》。我从 希腊文翻译的阿里斯托芬喜剧《和平》的译稿已在“文革”中失落，于是我不得 不重新译一遍。但迄今为止，我只译出半部。 　　乃迭和我还出了两部鲁迅早年作品译本，一部是他的散文诗《野草》，另一 部是他的回忆性质的散文《朝花夕拾》。我们还翻译了鲁迅的两本短篇小说集 《呐喊》和《彷徨》，但这两本书当时未出，直到80年代才获出版。乃迭和我还 出了一本鲁迅杂文选集，我们起了个书名叫《无声的中国》。它是在这一时期由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不过其中的文章都不是新译的，而是从我们过去出的四 卷本《鲁迅选集》中选出来的。 　　1976年在中国现代史上可以称为“神奇之年”。那一年里发生了很多事。1 月，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资深的朱德元帅逝世。7月下旬，唐山发生毁灭性大 地震，摧毁了整座城市。9月，毛主席逝世。10月初，离毛主席逝世还不到一个 月，万众欢腾，人们纷纷庆祝“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四人帮”的垮台。我 的朋友黄永玉和其他几位画家画的画上有四只用绳子拴在一起、浑身早已蒸得通 红的螃蟹。四只蟹里一母三公，指的正是江青和她的三名追随者。 　　我的案件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在1978年或1979年，安全部的几位官员专程 来外文局，向我们正式道歉。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过许多非法逮捕， 这一切都是“四人帮”的过错。如今他们意识到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想加以弥补。 他们说，他们要当着我们的面把这个案件的档案材料统统销毁，从而确保这一切 指控不再存在。我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而未置一词。 　　在这之后，我俩突然之间成了可以信赖的好同志了。外文出版社不再把我当 成一名雇用的翻译匠。1979年，我被任命为中国文学杂志社的副主编，第二年又 升任主编。这之后，我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编辑、行政工作，主持各种会议，很少 有时间做我自己的翻译工作。在这期间，我当选为许多学术机构和政治社团的执 行委员或顾问，如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笔会、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编 委会、红楼梦学会，等等。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对于中国知识 分子的评价，并不以他们在学术上、艺术上的成就而定，却以他们的政治、社会 地位而定。一个人如果在政治上受迫害，他就成了一无是处的社会弃儿；而一旦 他得以平反，受到尊敬，那么各式各样的荣誉称号都会落到他头上，他就成了一 个尽善尽美的人。我的沉浮荣辱证实了这一点。 　　选自：杨宪益自传 (XYS20260712) ◇◇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org)(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