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org)(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 专访丘成桐：中国数学要成为世界一流，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在本土走出自己的路 　　记者 冯琪 贾洁卿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柳宝庆 　　新京报2026.9.22 　　菲尔兹奖带来的数学热，让丘成桐再一次备受关注。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让丘成桐十分高兴。他对媒体说，期待未来 在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能做出最顶尖的成果。 　　近日，新京报记者在北京怀柔见到这位数学家。当时正值国际基础科学大会 期间，为了方便跟学者们交流，丘成桐直接住在怀柔，从早到晚参加学术会议。 即便在密集的安排下，77岁的他仍保持每天早晚各一小时的运动习惯。 　　“AI能够汇集既有知识、推动常规工作，但无法替代人类独有的原创思考、 瞬时迸发的灵感以及对科学真理与自然之美的永恒求索。”台下坐着几百位年轻 学子，有正在读本科的中国学生，也有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青年学者。他们注视着 这位学界泰斗，听他讲创造力的不可替代，讲数学的未来，讲基础研究的“无用 之用”。 　　基础科学的回报，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丘成桐十分清楚这一点。1976年， 27岁的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推动解决了纯数学领域的诸多问题。到1984年，在 第一次弦论革命期间，卡拉比-丘流形成为理解弦论真空结构的基石，影响至理 论物理。而这份耐心，恰恰是当下最稀缺的东西。 　　“年轻人应该走自己的路。”丘成桐常常这样说。二十多岁时，他的老师陈 省身先生给他写下一行字：“薪传有人，愿共勉之”，希望他发扬自己开创的整 体微分几何，此后丘成桐在几何上有所光大，奠定了现代几何分析的基础，具体 方向与老师并不相同。对于自己的学生，丘成桐希望他们“做自己喜欢的方向， 最终目标是在学问上做出自己的事业。” 　　“做真正的学问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也正因此，他呼吁给年轻人自由开 放的环境，让他们接触大师、产生激情、独立成长——中国数学要成为世界一流， 要靠一代代年轻人在中国的土壤上走出自己的路。 　　对话 　　基础科学研究不能只看重短期回报 　　新京报：中国基础科学近年来发展如何？ 　　丘成桐：这几年，中国基础科学变化很大。从海外回流的学者不少，既有中 国留学生，也有从海外回来的知名华人学者；不仅如此，一些非华裔学者也到中 国来做研究。我们（北京）雁栖湖应用研究院就有近40%的研究员是非华裔。这 些顶尖学者的聚集对学术研究氛围产生了正向影响，我认为这很重要。 　　经过这十几二十年的深耕，我们的年轻人进步很大，一部分是海外回来的， 一部分是国内自己培养的。自己培养很重要，要接好班。年轻人培养出来，慢慢 就会形成一片肥沃的土壤，让良好的研究风气稳固下来。目前，不少世界一流学 者也愿意到中国来。 　　我们的研究基本上能跟上世界潮流，但还没有能力引领世界潮流。希望我们 能够培养出更多年轻人，也希望年轻人在中国的土壤上做出世界一流的成就和突 破，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新京报：你一直倡议重视、支持一些短期内看似起不到大作用、被很多人称 为“无用之学”的基础科学研究，为什么？ 　　丘成桐：为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我们需要发展应用科学，这与重视基础研究 完全不矛盾。可以拿出一定比例来支持“无用之学”，也就是有深度的、基础性 的学问。这类学问通常不可能在两三年内就应用于工业或社会，一般要五年到十 年后才显现其价值；但一旦得到应用，就会整体改变学问的广度和深度，这是国 家最需要的。 　　我认为，相关部门在拨款时应适当进行比例分配，例如，25%给基础科学研 究。同时，希望基础科学的研究能从对大自然奥秘的兴趣、对工业问题背后原理 出发，由好奇心和探索欲来驱动，而不是只看重短期回报。这一点非常重要。 　　新京报：你觉得，短期内看不到成效的基础科学，与强调尽快落地的产业导 向的“有用之学”，两者矛盾吗？ 　　丘成桐：其实并不矛盾。一个颠覆性技术成果，假设比现有技术好十倍，投 资公司一般是不敢投的，因为太超前，风险巨大，他们不敢冒险。工业界投资， 通常看到技术比现在好25%左右，就愿意投，因为不需要改变太快、冒太大风险。 　　所谓“无用之学”，其实是有用的，只不过要五年或十年后才见效。但公司 看重的是股票市值，涨不涨得了，投资就要慎重。这就是问题所在：太看重短期 的资金回报了。 　　这类研究需要政府来资助，政府可以做更长远的投资。我们说科技强国、科 技兴国，就是要解决“卡脖子”问题，这就必须依靠基础科学的长期积累。 　　新京报：你也主张让学生自由探索，应如何平衡“有用”与“无用”？ 　　丘成桐：就好比两军对垒，要守，也要攻。解决“卡脖子”问题，就好比是 “守”——人家不让你学，要想办法解决。但解决“卡脖子”问题，本质上仍是 解决别人提出的问题。真正科学的进步，不只是解决别人提出的问题，而是要解 决整个工业或科技本身真正产生的问题。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往往与别人 完全不同，这正是中国实现“0到1”突破的关键。 　　如果我们做出自己的东西，在学问上有独创性，别人没有，就得来学我们， 我们反过来就可以“卡他们的脖子”。所以，一攻一守，两军对垒，不能只守不 攻，一定要攻守兼备。做一些不属于“卡脖子”问题的研究，其实是进攻的重要 一步。现在中国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攻和守需要有一定分配。 　　新京报：你是否鼓励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或基础科学问题时使用AI？ 　　丘成桐：AI对问问题这件事并不太在行。现在它所能做的是解答一些现有的 问题，AI在找文献、处理数据、计算等方面做得很好。但对我来讲，做学问最重 要的，是怎么问问题。自己还是要花时间思考，先把要问的问题找出来，然后可 以借助AI去查、验证：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做过？有什么参考？这样能获得很多帮 助。但依赖AI全部解决问题，没有太大意义。 　　新京报：设想一下，如果你年轻时就有AI，你的数学研究会有什么不同？ 　　丘成桐：AI可能有坏处，但好处也很多。很多人忘记了一件事——做学问， 思考是最重要的，创造力始终是最核心的。有了AI帮助，人往往因为已经得到想 要的答案，反而不敢去问更重要的问题。科学家在思考时，提出一个问题，即便 有了解答，还要在此后不停往下追问。 　　这就好像爬山，爬到一段之后，经过自己的努力，看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 那个层次上再走一步、再走一步，走了几十年，最后看到宏大的景观。但如果刚 开始爬，AI就帮你在小问题上解决了，你可能就满足了，不会去看下一步。因为 一个题目，不单是答案重要，找答案的过程可能更重要——这个过程里能看到的 东西，跟答案本身一样重要。 　　新京报：近期陶哲轩、邓煜等25位科学家联合发布声明，反对AI对数学研究 的破坏。对于AI对数学研究带来的影响，您怎么看？ 　　丘成桐：随着AI的发展，数学学科会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但我们现在还看 不清楚，AI将如何冲击整个学问。面对这种冲击，我们要把持得住。目前来看， AI为基础科学发展带来很多变数。我们掌握的人工智能工具还不够，同时又面对 一些政策壁垒，期望我们本身的大模型能够改进，就比如望远镜出现之后推动了 天文学发展，但如果只有人家能用，我们不能用，就吃亏了。 　　过多追求“帽子”、人才奖励会阻碍自由探索 　　新京报：7月23日菲尔兹奖正式公布，王虹和邓煜获奖。你当时感受如何？ 　　丘成桐：我通过网络看了他们领奖的情形，非常兴奋。中国数学终于进入一 个重要平台，从这个平台出发，我们有机会成为世界领先。王虹、邓煜的科研培 训、成果突破是在国外完成的，希望未来我们的学者在本土也能走出自己的路， 做出重要成果。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种本科在本土、成果在海外的情况？ 　　丘成桐：坦白讲，我们国家的大学教育这十几年才比较成功。不是说在某个 大学做过学生，就表示教育是成功的。假如王虹、邓煜不在法国、不在MIT学习， 就无法获得更广阔的视野，无法接触到更丰富多元的学术资源，可能做不到今天 这一步。目前来看，中国的本科教育已经比较成熟，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世界水平， 但研究院还没有能力做出第一流的研究。 　　第一流的研究要在研究院里产生，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院建设上花大力气。 当下，求真书院由一些杰出学者带领，他们会带动研究生水平的提高。能不能在 国内大学做出世界一流研究成果，未来五年是最大的考验。一旦第一次在中国本 土做出世界一流学问，就会带动更大范围的进步。我期望这件事五年内完成。 　　新京报：你觉得五年能完成吗？ 　　丘成桐：假如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真正鼓励基础科学的研究，放手让 年轻人在研究上自由探索，五年之内完成绝对没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往往有 种种原因会限制年轻人的想法，譬如过多“帽子”、人才奖励，这些奖励在某些 情形下或许有好处，但数量太多，为争取这些花费大量精力，导致年轻人为了拿 奖励而做科研，这是错误的做法。希望这个问题不会加剧。 　　新京报：过多追求“帽子”、人才奖励，会如何阻碍学生长期自由探索？ 　　丘成桐：中国人从小到大都特别重视别人的评价。但真正的学问，不在乎别 人怎么评价，应该走自己的路，看到某个问题很有趣，就会全身心投入研究，而 不是因为想着“我要做院士”就赶快改变自己做学问的方向，这才是最重要的。 真正值得奖励的学问，是从好奇心和兴趣出发。如果总想着“我要拿个青千” “我要拿个杰青”，就变成了要依靠外界的评价，才觉得有意义。如果功利思想 过于严重，完全为了好处才做学问，永远做不好。 　　新京报：你曾提到希望他们能够回国任教，这件事有进展吗？ 　　丘成桐：我曾对媒体说过邀请他们回国。真要回国，还是希望他们回国后能 发挥所长，否则回国没有意义。我们要有一片很好的土壤和环境，让他们回来能 够发展、能够继续做研究，我才敢邀请他们来，否则就是浪费人才。如果回来以 后只是在菲尔兹奖光环之下到处走走，虽然薪水加了几十倍，如果自己就不做研 究了，太可惜了。这样对他们不好，对我们也不好。 　　目前至少在求真书院，我想我们有这个能力和条件。他们如果能回来，可以 带领学生一起做成世界一流的学问。 　　“真正做研究，跟天赋有关系，但不大” 　　新京报：很多人说，王虹和邓煜这次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赋。你觉得 天赋的重要性有多大？ 　　丘成桐：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怎样进入世界一流的环境。对他们 两位，尤其是王虹，从广西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进入国内一流学校，需要一个途 径——高考、竞赛等等，的确需要一些天赋，但天赋其实不是做出好学问最主要 的原因，只是一个进阶的方法。通过高考、竞赛进了北大，之后又去了法国、去 了MIT，在那里发挥所长。 　　真正做研究，跟天赋有点关系。更重要的是环境。家庭要有一个充分的环境， 让孩子能够思考，这是最重要的。我想60%以上的孩子都有天赋。最终成长不是 因为天赋，而是整个人生走过的路、积累的经验——能不能承受失败，因为做研 究，失败的情形可能在90%以上，失败的时候还愿意继续下去，这才是重要的问 题。 　　新京报：你之前说，让学生在初中之前不要过早去学习真正的数学研究。为 什么？ 　　丘成桐：初中以前，小学生真正要学的数学并不难。重要的是，12岁以下的 孩子，最好多培养对大自然、对数学本身的兴趣，让他觉得数学不是可怕的东西， 把感情培养出来。 　　到了初中以后，感情和兴趣都培养起来了，就可以开始学真正的方法和工具， 这些要在中学阶段掌握，到了大学才能真正发挥工具的作用。工具本身并不可爱， 但工具是必须的。例如，乘法表是可以通过推导得出的，但是如果不肯背乘法表， 计算就会遇到很多麻烦，不可能每次看到乘法都从头推导一遍。这当然是最简单 的例子。我想说的是，要成为学者，最基本的工具一定要学好，不管多困难都要 学。 　　新京报：你认为培养对数学的兴趣这件事，难吗？ 　　丘成桐：不难。前提是，老师要懂得怎么讲。有些问题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 解释，让小孩子能够懂得它的意义；也可以讲讲数学家的故事，很多是很有趣的。 但是现在的老师们一般不讲这些，只是担心学生考试分数不够高，要求学生赶快 刷题、懂得怎么做题就好。但是题目刷多了，学生本来有兴趣也变得没兴趣了。 　　新京报：所以你非常不鼓励刷题。 　　丘成桐：不鼓励。刷题有很多毛病，总是倾向于用一种固定的套路来解题， 基本上不鼓励思考，要求学生像做题机器。但一个好的学者，看一个题目不可能 只看一种解法，而是五花八门，每一种不同的方法都有它的意义，都需要去思考。 　　新京报：可能很多家长说，我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孩子，有时候不得不刷题， 这种情况怎么办？ 　　丘成桐：高考有一千多万考生，不可能每个人都对数学、对科学研究有兴趣， 但至少要有一部分学生，保持对做学问的兴趣，以做学问的态度来对待学习。就 算只保留一小部分，人数也不少了，一千多万里面能有一批就很好。 　　新京报：为什么鼓励青少年与大科学家面对面交流？ 　　丘成桐：所有科学的发展，一定要从培养青少年开始，他们是未来的接班人。 古往今来，很多重要的科学成果都是年轻时候做出来的，二十多岁就开始有突破 的比比皆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功夫培养青少年。 　　让他们和顶尖的科学家对话很重要，激励年轻人、让他们看到标杆，从而有 一个追赶的方向。一旦有了这种接触，心里就会产生情感，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 很重要。有了深厚的情感之后，年轻人很快就能做出很好的成果。 　　逆境可以出人才，但顺境也可以出人才 　　新京报：你的父亲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丘成桐：父亲是学哲学的，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对人生、对社会、对学问， 都要从大局来看，不是只看一个小问题。这对我很重要。研究一门学问，要从不 同方向了解它。 　　我1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要养活家里8个孩子，很困难才坚持下 来。我那时就学会一切要靠自己，清楚要自己寻找出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 是懂得了怎么自立，怎么走出自己的路来。 　　新京报：你认同逆境出人才吗？ 　　丘成桐：当然逆境可以出人才，但顺境也可以出人才。很多古代学者生活条 件很好，也出了很多人才。包括牛顿、高斯、笛卡尔等，他们家境并不困顿，所 以表面上的顺境或逆境不是关键，关键是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有很多心理上的 “逆境”——想做的东西就是做不成，往往要花很大功夫克服心理障碍。同时要 不停地学习，这两者相辅相成。 　　新京报：你在多次采访中都提到，年轻人能不能经历失败的话题。 　　丘成桐：我一辈子做研究，所有好的研究至少要两三年，不可能一下子成功， 不可能“今天我有个想法，明天就解决了”，要花很多功夫，不停地想，不停地 努力，失败几十次以后才可能成功。 　　失败当然总是会有的，这是常态；问题是失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没有前途 了？很多年轻人半夜里觉得天要垮下来了，没办法向前走，有些人就去做别的了， 跟研究完全断绝关系；假如失败以后，并不觉得自己的失败很可笑，把失败原因 找出来，同时不停向前走，有不怕失败的韧劲，这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根据你的习惯，做研究想不出来时，会做些什么？ 　　丘成桐：对我来讲，看诗词、看古文，就好像很多朋友太紧张时弹弹琴、唱 唱歌来放松神经一样。我不懂唱歌，也不懂弹琴，所以看诗词、吟诵一下，也差 不多。而且这不单是放松，对境界也有提升。诗词、古文，它们的境界一般相当 深远，可以从中看到对人生的看法、对大自然的看法。比如，讲山水、讲下雪， 但是看诗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对境界会有提 升。 　　新京报：我们常常把学问划分为文科和理科，好像两者完全分开。你觉得诗 歌和数学有什么关系？ 　　丘成桐：诗歌一方面是对自己感情的排遣，也能够将人生里的想法表现出来， 把对朋友、家人的爱表达出来，或者把大自然的美丽歌颂出来。这其实跟我们做 研究时的心情一样，看到某个科学的重要现象或者问题出现时，也会很想把这个 有趣的大自然的问题研究明白。 　　数学的范围其实很广，一些社会规律也是数学要研究的对象，这跟文学有相 通之处，只是文学看到的是美的部分、能够用感情写出来的部分，数学在看到美 的同时，还会促进对这个事物深层次的了解。文学从美来看，数学从真来看，真 跟美其实混合在一起，不可能分开。没有真的美是假的，没有美的真也不存在。 真实而简单的东西，表现出来总是美的。 (XYS20260930) ◇◇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org)(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